理想国 第七卷第八卷 - 柏拉图
【第七卷】
（洞喻）我认为，要他能在洞穴外面的高处看得见东西，大概需要有一个逐渐习惯的过程。首先大概看阴影是最容易，再次是看东西本身；经过这些之后他大概会觉得在夜里观察天象和星空本身，看月光和星光，比白天看太阳和太阳光容易。
这样一来，我认为，他大概终于就能 直接观看太阳本身，看见 他的真相了，就可以不必通过水中的 倒影或影像，或任何其他的媒介中显示出的影像看它了，就可以在它本来的地方就其本身看见其本相了。
亲爱的格劳孔，现在我们必须把这个比喻整个儿地应用到前面讲过的事情上去，把 地穴囚室比喻可见世界，把火光比喻太阳的能力。如果你把从地穴到上面世界并在上面看见东西的上升过程和灵魂上升到可知世界的上升过程联想起来，你就领会对了我的这一解释了，既然你急于要听我的解释。至于这一解释本身是不是对，这是只有神知道的。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在可知世界中最后看见的，而且是要花很大的努力才能最后看见的东西乃是善的理念。我们一旦看见了它，就必定能得出下述结论：它的确就是一切事物中一切正确者和美者的原因，就是可见世界中创造光和光源者，在可理知世界中它本身就是真理和理性的决定性源泉；任何人凡能在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中行事合乎理性的，必定是看见了善的理念的。
那些已经达到这一高度的人不愿意做那些琐碎俗事，他们的心灵永远渴望逗留在高处的真实之境。
凡有头脑的人都会记得，眼睛有性质不同的两种迷茫，它们是由两种相应的原因引起的：一是由亮处到了暗处，另一是由暗处到了亮处。凡有头脑的人也会相信，灵魂也能出现同样的情况。他在看到某个灵魂发生迷茫不能看清事物时，不会不假思索就予以嘲笑的，他会考察一下，灵魂的视觉是因为离开了较光明的生活被不习惯的黑暗迷误了的呢，还是由于离开了无知的黑暗进入了比较光明的世界，较大的亮光使它失去了视觉的呢？于是他会认为一种经验与生活道路是幸福的，另一种经验与与生活道路是可怜的；如果他想笑一笑的话，那么从下面到上面去的哪一种是不及从上面的亮处到下面来的这一种可笑的。
教育实际上并不像某些人在自己的职业中所宣称的那样。他们宣称，他们能把灵魂里原来没有的知识灌输到灵魂里去，好像他们能把视力放进瞎子的眼睛里去似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论证说明，知识是每个人灵魂里都有的一种能力，而每个人用以学习的器官就像眼睛。——整个身体不改变方向，眼睛是无法离开黑暗转向光明的。同样，作为整体的灵魂必须转离变化世界，直至它的“眼睛”得以正面观看实在，观看所有实在中最明亮者，即我们所说的善者。
灵魂的其他所谓美德似乎近于身体的优点，身体优点确实不是身体里本来就有的，是后天的教育和实践培养起来的。但是心灵的优点似乎确实有比较神圣的性质，是一种永远不会丧失能力的东西；因所取的方向不同，它可以变得有用而有益也可以变得无用而有害。有一种通常被说成是机灵的坏人。你有没有注意过，他们的目光是多么敏锐？他们的灵魂是小的，但是在那些受到他们注意的事情上，他们的视力是够尖锐的。他们的“小”不在于视力贫弱，而在于视力被迫服务于恶，结果是，他们的视力愈敏锐，恶事就也做得愈多。
我们作为这个国家的建立者的职责，就是要迫使最好的灵魂达到我们前面说是最高的知识，看见善，并上升到那个高度；而当他们已达到这个高度并且看够了时，我们不会让他们像现在容许他们做的那样。
我们的立法不是为城邦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殊幸福，而是为了造成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幸福。它运用说服或强制，使全体公民彼此协调和谐，使他们把各自能向集体提供的利益让大家分享。而它在城邦里造就这样的人，其目的就在于让他们不至各行其是，把他们团结成为一个不可分的城邦公民集体。
哲学家生在别的国家中有理由拒不参加辛苦的政治工作，因为他们完全是自发地产生的，不是政府有意识地培养造就的；一切自力更生不是被培养产生的人才不欠任何人的情，因而没有热切要报答培育之恩的心情，那是正当的。但是我们已经培养了你们——既为你们自己也为城邦的其他公民——做蜂房中的蜂王和领袖；你们受到了比别人更好更完全的教育，有更大的能力参加两种生活。因此你们每个人在轮值时必须下去与其他人同住，习惯于观看模糊影像。须知，一经习惯，你就会比他们看得清楚不知多少倍的，就能辨别各种不同的影子，并且知道影子所反映的东西的，因为你已经看见过美者、正义者和善者的事实。因此我们的国家将被我们和你们清醒地管理着，而不是像如今的大多数国家那样被昏昏然地管理着，被那些为影子而互相殴斗，为权力——被当做最大的善者——而相互争吵的人统治着。事实是：在凡是被定为统治者的人最不热心权力的城邦里必定有最善最稳定的管理，凡有与此相反的统治者的城邦里其管理必定是最恶的。
我们就是要不爱权力的人掌权，否则就会出下对手之间的斗争。
（格劳孔）音乐是和体育相对的，它通过习惯以教育护卫者，以音调培养某种精神和谐（不是知识）以韵律培养优雅得体，还以故事（或纯系传说的或较为真实的）语言培养与此相近的品质。可是这些途径没有任何一个是能通向你所正在寻找的那种善的。
你知道感觉中的有些东西是不需要求助于理性思考的，因为感观就能胜任判断了。但是还有一些是需要求助于理性的，因为感官对它们不能做出可靠的判断。
不需要理性思考的东西我是指的不同时引起相反感觉的东西，需要理性帮助的东西我是指的那些能同时引起相反感觉的东西（这时感官无法做出明确的判断），与距离的远近无关。
我刚才说有的事物要求思考有的事物不要求思考，并且把那些同时给感官以相反刺激的事物定义为要求思考的事物，把那些不同时造成相反刺激的事物定义为不要求理性思考的事物。
算术和算学全是关于数的。这个学科看起来能把灵魂引导到真理。因此，这个学科看来应该包括在我们所寻求的学科之中。因为军人必须学会它，以便统率他的军队；哲学家也应该学会它，因为他们必须脱离可变世界，把握真理，否则他们就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计算者。
我们的护卫既是军人又是哲学家。
因此，格劳孔，算学这个学问看来有资格被用法律规定下来；我们应当劝说那些将来要在城邦里身居要津的人学习算术，而且要他们不是马马虎虎地学，是深入下去学，直到用自己的纯粹理性看到了数的本质，要他们学习算术不是为了做买卖，仿佛在准备做商人或小贩似的，而是为了用于战争以及便于将灵魂从变化世界转向真理和实在。
不过，为满足军事方面的需要，一小部分几何学和算术知识也就够了。这里需要我们考虑的问题是，几何学中占大部分的较为高深的东西能否帮助人们较为容易地把握善的理念。我们认为每一门迫使灵魂转向真实之这一最神圣部分——它是灵魂一定要努力看的——所在的学科都有这种作用。
如果它迫使灵魂看实在，它就有用。如果它迫使灵魂看产生世界（in-between world），它就无用。
几何学的对象乃是永恒事物，而不是某种有时产生和灭亡的事物。
除了研究实在和不可见者外我想不出任何别的学习能使灵魂的视力向上。如果有人想研究可见事物，无论是张开嘴巴向上望还是眨巴着眼睛向下看，我都不会认为他是在真正学习，我也不会认为他的灵魂是在向上看。即使他仰卧着学习，我还是认为他是在向下看。
真实者是仅能被理性和思考所把握，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到此，格劳孔，这不已经是辩证法订立的法律正文了吗？它虽然属于可知世界，但是我们可以在前面说过的那个视觉能力变化过程中看到它的摹本：从看见阴影到企图看见真的动物，然后能看的见星星，最后看得见太阳本身。与此类似，当一个人企图靠辩证法通过推理而不管感官的知觉，以求达到每一事物的本质，并且一直坚持到考思想本身理解到善者的本质 时，它就达到了可理解事物的巅峰了，正如我们比喻中的那个人达到可见世界的顶峰一样。
一个人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从阴影转向投射阴影的影像再转向火光，然后从洞穴里上升到阳光下，这时他还不能直接看动物、植物和阳光，只能看见水中的神创幻影和真实事物的阴影（不是那个 不及太阳真实的火光所投射的影像的阴影）。我们考察的这些科学技术的全部这一学习研究过程能够引导灵魂的最善部分上升到看见实在的最善部分，正如在我们的那个比喻中人身上最明亮的东西被转向而看见可见物质世界中最明亮的东西那样。
辩证法是唯一的这种研究方法，能够不用假设而一直上升到第一原理本身，以便在那里找到可靠根据的。当灵魂的眼睛真的陷入了无知的泥沼时，辩证法能轻轻地把它拉出来，引导它向上，同时用我们所列举的那些学习科目帮助 完成这个转变过程，
那么让我们满足于前面用过的那些个名称吧，把第一部分叫做知识，第二部分叫做理智，第三部分叫做信念，第四部分叫做想象；又把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合称意见，把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合称理性；意见是关于产生世界的，理性是关于实在的；理性和意见的关系就像实在和产生世界的关系，知识和信念的关系，理智和想象的关系也像理性和意见的关系。至于和这些灵魂状态对应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再各细分为两部分，能意见的部分和能理知的部分。
一个人如果不能用论证把善者的理念和其他一切事物区分开来并给它作出定义，不能像在战场上经受攻击那样经受得住各种考验，并竭力用实在而不是意见考察一切事物，在正确的方向上将论证进行到底而不出现失误，他如果缺乏这种能力，你就会说他并不真的知道善本身和任何特殊的善者；但是如果他触及它的大概轮廓，他便对它只有意见而没有知识，他这一辈子便都是在打瞌睡做迷蒙，在还没醒过来之前便已进入阴曹地府，长眠地下了。
我们当前的错误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哲学的轻蔑，如我们前面说过的，在于它的伙伴和追求者不配做它的伙伴和追求者。
【第八卷】
格劳孔，到这里我们一致同意：一个安排得非常理想的国家，必须妇女公有，儿童公有，全部教育公有。不论战时平时，各种事情男的女的一样干。他们的王则必须是那些被证明文武双全的最优秀人物。
治理者 一经任命，就要带领部队驻扎在我们描述过的那种营房里；这里的一切都是大家公有，没有什么是私人的。
我所指的四种制度正是下列有通用名称的四种。第一种被叫做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受到广泛赞扬的。第二种被叫做寡头政制，少数人的统治，在荣誉上居第二位，有很多害处的。第三种被叫做民主政制，是接着寡头政制之后产生的，又是与之相反对的。最后，第四种，乃是与前述所有这三种都不同的高贵的僭主政治，是城邦的最后的祸害。你还能提出任何别种政制的名称吗？所谓别种政制，我是指的能构成一个特殊种的。有世袭的君主国，有买来的王国，以及其他介于其间道德各种类似的政治制度。在野蛮人中比在希腊人中，这种效果似乎为数更多。
一种是好胜争强、贪图荣名的人，他们相应于斯巴达类型的制度；依次往下是：寡头分子、民主分子和僭主。这样我们在考察了最不正义的意中人之后就可以把他和最正义的人加以比较，最后弄清楚纯粹正义的人与纯粹不正义的人究竟哪一个快乐哪一个痛苦？这以后我们便可以活着听信色拉叙马霍斯，走不正义的路，或者相信我们现在的论述，走正义之路了。
政治制度的变动都是由领导阶层的不和而起的。如果他们团结一致，哪怕只有很少的一致，政治制度变动也是不可能的。
这种冲突一经发生，统治者内部两种集团将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向；铜铁集团趋向私利，兼并土地房屋、敛聚金银财宝；而金银集团则由于其自身心灵里拥有真正的财富而趋向美德和传统秩序；他们相互斗争，然后取得某种妥协，于是分配土地、房屋，据为私有，把原先的朋友和供养人变成边民和奴隶。护卫者本来是保卫后一类人的自由，终身专门从事战争捍卫他们的，现在却变成奴役他们和压迫他们的人了。（荣誉政体，贵族制和寡头制之间）
不敢让智慧者执掌国家权力（因为国家现有的这些智者已经不再是从前那种单纯而忠诚的任务了，他们的品质 已经混杂了），而宁可选择较为单纯而勇敢的那种人来统治国家。这是一些不适于和平而更适于战争的人，他们崇尚战略战术，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战争。
这种统治着爱好财富，这和寡头制度下的统治者相像。他们心里暗自贪图得到金银，他们有收藏金银的密室，住家四面有围墙；他们有真正的私室，供他们在里面挥霍财富取悦妇女以及其他宠幸者。
他们一方面爱钱另一方面又不被许可公开捞钱，所以他们花钱也会是很吝啬的，但是他们很高兴花别人的钱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们由于轻视了真正的文艺女神，这些哲学和理论之友，由于重视了体育而放弃了音乐教育，因而受的不是说服教育而是强制教育。所以它们秘密地寻欢作乐，避开法律的监督，像孩子逃避父亲的监督一样。
掺和着音乐的理性。这是人一生美德的唯一内在保障，存在于拥有美德的心灵里的。
两种力量争夺青年有如拔河一样，父亲灌输培育他心灵上的理性，别人的影响增强他的欲望和激情。他由于不是天生的劣根性，只是在和别人的交往中受到了坏影响，两种力量的争夺使他成了一个折衷性的人物，自制变成了好胜和激情之间的状态，他成了一个傲慢的喜爱荣誉的人。
第三个类型的国家制度，据我看来，该是寡头政治了。寡头政治是一种根据财产资格的制度。政治权力在富人手里，不在穷人手里。私人手里的财产，能破坏荣誉政治。这些人想方设法挥霍浪费，违法乱纪，无恶不作。男人如此，女人们也跟在后面依样效尤。他们然后相互看着，互相模仿，统治阶级的大多数人形成了同一种风气。长此下去，发了财的人，越是要发财，越是瞧得起钱财，就越瞧不起善德。好像在一个天平上，一边往下沉，一边就往上翘，两边总是相反。一个国家里尊重了钱财，尊重了有钱财的人，善德与善人便不受尊重了。受到尊重的，人们就去实践它，不受尊重的，就不去实践它。总是这样的。于是，终于，好胜的爱荣誉的人变成了爱钱财的人了。他们歌颂富人，让富人掌权，而鄙视穷人。这时他们便通过一项法律来确定寡头政制的标准，规定一个最低限度的财产书目；寡头制程度高的地方这个数目大些，寡头制程度低的地方规定的数目就小些。法律宣布，凡财产总数达不到规定标准的人，谁也不得当选。而这项法律的通过则是他们用武力来实现的，或者用恐吓以建立起自己的政府后实现的。
这样的城邦必然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富人的国家，一个是穷人的国家，住在一个城里，总是在互相阴谋对付对方。在这种制度下很可能无法进行战争，这是它的另一个毛病。它的少数统治者要打仗，非武装人民群众不可。但是，他们害怕人民甚于害怕敌人。如果不武装人民群众，而是亲自作战，他们会发现自己的确是孤家寡人，统辖的人真是少的可怜了。此外，他们又贪财又吝啬。
还有一种现象，即同一人兼有多种不同的职业。
这种毛病之最大者：允许一个人出卖自己的全部产业，也允许别人买他的全部产业。卖完了以后，还继续住在这个城里，不作为这个国家的人和组成部分，既非商人，又非工人，既非骑兵，又非步兵，仅仅作为一个所谓的穷人或依附者。
我以为从爱好荣誉的人转变到爱好钱财的人，大都经过如下的过程。爱好荣誉的统治者的儿子，起初效法他的父亲，亦步亦趋，后来看到父亲忽然在政治上触了礁，人财两空，——他或许已经是一个将军或掌握了其他什么大权，后来被告密，受到法庭审判，被处死或流放，所有财产都被没收了。这个儿子目击了这一切，经受了这一切，又丧失了家产，我想他会变得胆小，他灵魂里的荣誉心和好胜心会立即动摇，他会因羞于贫穷而转向挣钱，贪婪地、吝啬地，节省苦干以敛聚财富。你不认为这种人这时会把欲望和爱财原则奉为神圣，尊为心中的帝王，饰之以黄金冠冕，佩之以波斯宝刀吗？
在这原则统治下，我认为理性和激情将被迫折节为奴。理性只被允许计算和研究如何更多赚钱，激情也只被允许崇尚和赞美财富和富人，只以致富和致富之道为荣耀。
省俭吝啬者本人在城邦里往往是一个软弱的竞争者，难以取得胜利和光荣。他们不肯花钱去争名夺誉，担心激起自己花钱的欲望来帮助赢得胜利支持好胜心。他们只肯花费一小部分钱财，作真正 孤家寡人般的战斗。于是战斗失败了，他们的财富保全了！
从寡头政治过渡到平民政治是不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贪得无厌地追求最大可能的财富？统治着既然知道自己的政治地位靠财富得来，他们就不愿意用法律来禁止年轻人中出现的挥霍浪费祖产的现象；他们借钱给这些浪荡子，要他们用财产抵押，或者收买他们的产业，而自己则变得越来越富有，越有影响和声誉。
崇拜财富与朴素节制的生活不能并存，二者必去其一。
一方面丝毫不能自制，一方面又崇拜金钱，铺张浪费，寡头社会里这种鼓励懒散和放荡的结果往往不断地把一些世家子弟变成无产的贫民。他们有的负债累累，有的失去了公民资格，有的两者兼有，他们武装了，像有刺的雄蜂，同吞并了他们产业的以及其他的富而贵这住在一个城里，互相仇恨，互相妒忌，他们急切地希望革命。那些专讲赚钱的人们，终日孜孜为利，对这些穷汉熟视无睹，只顾把自己金钱的毒饵继续抛出去，寻找受骗的对象，用高利率给以贷款，仿佛父母生育子女一样，使得城邦里的雄蜂和乞丐繁殖起来，日益增多。
这是政治制度中最美的一种人物性格，各色各样，有如锦绣衣裳，五彩缤纷，看上去确实很美。而一般群众总也或许会因为这个缘故而断定，它是最美的，就像女人小孩只要一见色彩鲜艳的东西就觉得美是一样的。
由于这里容许有广泛的自由，所以它包括有一切类型的制度。很可能凡希望组织一个国家的人，像我们刚才说过的，必须去一个民主城邦，在哪里选择自己所喜欢的东西作为模式，以确定自己的制度，如同到一个市场上去选购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样。其次，这种制度是宽容的，它对我们那些琐碎的要求是不屑一顾的，对我们建立理想国家时所宣布的庄严规则是蔑视的。我们说过除非天赋极高的人，不从小就在一个好的环境里游戏、学习、受到好的教养，是不能成长为一个善人的。民主制度以轻薄浮躁的天都践踏所有这些思想，完全不问一个人原来是干什么的，品行如何，只要他转而从政时声称自己对人民一片好心，就能得到尊敬和荣誉。这些以及类似的特点就是民主制度的特征。这看来是一种使人乐意的无政府状态的花哨的管理形式。在这种制度下不加区别地把一种平等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
有些欲望是不可避免的，它们可以正当地被叫做“必要的”。还有一些欲望满足了对我们是有益的，我想这些也可以说是“必要的”。因为这两种欲望的满足是我们本性所需要的。但是有些欲望如果我们从小注意是可以戒除的，而且这些欲望的存在对我们没有好处，有时还有害处。
欲望超过了这些，要求更多的花样，还有那些只要从小受过训练大都可以纠正的，以及对身体有害的，对心灵达到智慧及节制有妨碍的等等欲望，难道我们不能说它们是不必要的吗？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第一种欲望称为“浪费的”欲望，把第二种欲望称为“得利的”欲望吗？因为第二种欲望有利于生产。
我们刚才所称雄蜂型的那些人物，是一些充满了这种快乐和欲望的，即受不必要的欲望引导的任务，所谓省俭型的寡头人物则是被必要的欲望所支配的。
当一个年轻人从刚才我们所说过的那种未见世面的吝啬的环境里培育出来以后，初次尝到了雄蜂的甜头，和那些粗暴狡猾之徒为伍，只知千方百计寻欢作乐。你得毫不动摇地相信，他内心的寡头思想正是从这里转变为民主思想的。
在一个城邦里当一个党派得到同情于自己的国外盟友的支持时，变革于是发生。我们年轻人也同样，当他心里的这种或那种欲望在得到外来的同类或类似的欲望支持时，便发生心灵的变革。
我认为有时民主成分会屈服于寡头成分，他的欲望有的遭到毁灭，有的遭到驱逐，年轻人心灵上的敬畏和虔诚感又得到发扬，内心的秩序又恢复过来。
如果有人告诉他，有些快乐来自高贵的好的欲望，应该得到鼓励与满足，有些快乐来自下贱的坏的欲望，应该加以控制与压抑，对此他会置若罔闻，不愿把堡垒大门向真理打开。他会一面摇头一面说，所有快乐一律平等，应当受到同等的尊重。
我的确认为，这种人是一种集合最多习性于一身的最多样的人，正如那种民主制城邦的具有多面性复杂性一样。这种人也是五彩缤纷的，华丽的，为许多男女所羡妒的，包含最多的制度和生活模式的。
我看寡头政治所认为的善以及它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是财富，它失败的原因在于过分贪求财富，为了赚钱发财，其他一切不管。那么民主主义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善的依据，过分追求了这个东西导致了它的崩溃——自由。你或许听到人家说过，这是民主国家的最大优点。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是富于自由精神的人们最喜欢去安家落户的唯一城邦。不顾一切过分追求自由的结果，破坏了民主社会的基础，导致了极权政治的需要。
我设想，一个民主的城邦由于渴望自由，有可能让一些坏分子挡上了另打动人，受到他们的欺骗，喝了太多的醇酒，烂醉如泥。而如果正派的领导人想要稍加约束，不是过分放任纵容，这个社会就要起来指控他们，叫他们寡头分子，要求惩办他们。而那些服从当局听从指挥的人，被说成是甘心为奴，一文不值，受到辱骂。而凡是当权的像老百姓，老百姓像当权的，这种人无论公私场合都受到称赞和尊敬。载着中国家里自由走到极端不是必然的吗？
当前风气是父亲尽量使自己像孩子，甚至怕自己的儿子，而儿子也跟父亲平起平坐，既不敬也不怕自己的双亲，似乎这样一来他才算一个自由人。此外，外来的依附者也认为自己和本国公民平等，公民也自认和依附者平等；外国人和本国人彼此也没有什么区别。
所有这一切总起来使得这里的公民灵魂变得非常敏感，只要有谁建议稍加约束，他们就会觉得受不了，就要大发雷霆。到最后像你所知道的，他们真的不要任何人管了，连法律也不放心上，不管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
一种弊病起于寡头政治最终毁了寡头政治，也是这种弊病——在民主制度下影响范围更大的，由于放任而更见强烈的——奴役着民主制度。“物极必反”，这是真理。天气是这样，植物是这样，动物是这样，政治社会尤其是这样。
无论在个人方面还是在国家方面，极端的自由其结果不可能变为别的什么，只能变成极端的奴役。因此，僭主政治或许只能从民主政治发展而来。极端的可怕的奴役，我认为从极端的自由产生。
你总记得我还告诉过你有一班慵懒而浪费之徒，其中强悍者为首，较弱者附从。我把他们比作雄蜂，把为首的比作有刺的雄蜂，把服从的比作无刺的雄蜂。这两类人一旦在城邦里出现，便要造成混乱，就像人体里粘液与胆液造成混乱一样。因此一个好的医生和好的立法者，必须老早就注意反对这两种人。像有经验的养蜂者那样，首先不让它们生长，如已生长，就尽快除掉它们，连同巢臼彻底铲除。
让我们在理论上把一个民主国家按实际结构分成三个部分。我们曾讲过，其第一部分由于被听任发展，往往不比寡头社会里少。在民主国家里比寡头国家更为强暴。在寡头社会里这部分人是被藐视的，不掌权的，因此缺少锻炼，缺少力量。在民主社会里这部分人是处于主宰地位的，很少例外。其中最强悍的部分，演说办事的都是他们。其余的坐在讲坛后面，熙熙攘攘、叽叽喳喳地抢了讲话，不让人家开口。因此在民主国家里一切（除了少数例外）都掌握在他们手里。
还有第二部分，这种人随时从群众中冒出来。每个人都在追求财富的时候，其中天性最有秩序最为节俭的人大都成了最大的富翁。他们那里是供应雄蜂以蜜汁最丰富最方便的地方。所谓富人者，乃雄蜂之供养者也。
第三种人大概就是所谓平民了。他们自食其力，不参加政治活动，没有多少财产。在民主社会中这是答案多数，要是集合起来，力量是最大的。他们的那些头头，劫掠富人，把其中最大的一份据为己有，把残羹剩饭分给一般平民。因此，我认为那些被抢夺利益的人，不得不在大会上讲话或采取其他可能的行动来保卫自己的利益。于是他们受到反对派的控告，被诬以反对平民，被说成是寡头派，虽然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变革的意图。然后终于他们看见平民试图伤害他们（并非出于有意，而是由于误会，由于听信了坏偷偷散布的恶意中伤的谣言而想伤害他们），于是他们也就只好真的变成了寡头派了（也并非资源这样，也是雄蜂刺蜇的结果）。接着便是两派互相检举，告上法庭，互相审判。在这种斗争中平民总要推出一个人来带头，做他们的保护人，同时他们培植他提高他的威望。于是可见，僭主政治出现的时候，稚嫩哪个是从“保护”这个根上产生的。
这个人在他早期对任何人都是满脸堆笑，逢人问好，不以君主自居，于公于私他都有求必应，豁免穷人的债务，分配土地给平民和自己的随从，到处给人以和蔼可亲的印象。但是，我想，在他已经和被流放国外的政敌达成了某种谅解，而一些不妥协的也已经被他消灭了时，他便不再有内顾之忧了。这时他总是首先挑起一场战争，好让人民需要一个领袖。而且人民，既因军费负担而贫困，成日忙于奔走谋生，便不大可能有功夫去造他的反了，是吧？还有，如果他怀疑有人思想自由，不愿服从他的统治，他便会寻找借口，把他们送到敌人手里，借刀杀人。由于这一切原因，凡是僭主总是必定要挑起战争的。
他这样干不是更容易引起公民反对吗？很可能那些过去帮他取得权力现在正和他共掌大权的人当中有一些人不赞成他的这些做法，因而公开对他提意见，并相互议论，而这种人碰巧还是些最勇敢的人呢。那么如果他作为一个僭主要保持统治权力，他必须清除所有这种人，不管他们是否有用，也不管是敌是友，一个都不留。因此，他必须目光敏锐，能看出谁最勇敢，谁最有气量，谁最为智慧，谁最富有；为了他自己的好运，不管他主观远望如何，他都必须和他们为敌到底，直到把他们铲除干净为止。只是这种清除和医生对人体进行的清洗相反。医生清除最坏的，保留最好的，而僭主去留的正好相反。
人民发现自己像俗话中所说的，跳出油锅又入火坑；不受自由人的奴役了，反受起奴隶的奴役来了；本想争取过分的极端自由的，却不意落入了最严酷最痛苦的奴役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