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 第九卷第十卷 - 柏拉图
【第九卷】
在非必要的快乐和欲望之中，有些我认为是非法的。非法的快乐和欲望或许在我们大家身上都有；但是，在受到法律和以理性为友的较好欲望控制时，在有些人身上可以根除或者只留下微弱的残余，而在另一些人的身上则留下的还比较多比较强。
我指的是那些在人们睡眠时活跃起来的欲望。在人们睡眠时，灵魂的其余部分，理性的受过教化的起控制作用的部分失去作用，而兽性的和也行的部分吃饱喝足之后却活跃起来，并且力图克服睡意冲出来以满足自己的本性要求。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失去了一些羞耻之心和理性，人们就会没有什么坏事想不出来的；就不怕梦中乱伦，或者任何别的人，和男人和神和兽类交媾，也就敢于起谋杀之心，想吃禁止的东西。总之他们没有什么愚昧无耻的事情不敢想做的了。
我认为，如果一个人的身心处于健康明智的状况下，在他睡眠之前已经把理性唤醒，给了它充分的质疑问难的机会，至于他的欲望，他则既没有使其过饿也没有使其过饱，让它可以沉静下来，不至用快乐或痛苦烦扰他的至善部分，让后者可以独立无碍地进行 研究探求，掌握未知的事物，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如果他也同样地使自己的激情部分安静了下来，而不是经过一番争吵带着怒意进入梦乡；如果他这样地使其灵魂中的两个部分安静了下来，使理性所在的第三个部分活跃起来，而人就这样地睡着了；你知道，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是最可能掌握真理，他的梦境是最不可能非法的。
可怕的强烈非法欲望事实上在每一个人的心里，甚至在一些道貌岸然的人心里都有。它往往是在睡梦中显现出来的。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民主式人物的性格。这种人是由节约省俭的父亲从小教育培养出来的。这种父亲只知道经商赚钱，想要娱乐和风光的那些不必要的欲望是他不准许有的。
但是，儿子随着和老于世故的人们交往，有了许多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欲望。这种影响把他推向各种的傲慢和无法无天，推动他厌恶父亲的吝啬而采取奢侈的生活方式。但是由于他的天性本比他的教唆者为好，在两种力量的作用下，他终于确定了中间道路。自以为吸取了两者之长，既不奢侈又不吝啬，他过着一种既不寒怆又不违法的生活。于是他由一个寡头派变成了民主派。
现在请再想象：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人也有了儿子，也用自己的生活方式教养自己的儿子成长。再设想这个儿子又一定会有和这个父亲同样的情况发生。他被拉向完全的非法——他的教唆者称之为完全的自由。父亲和其他的秦人支持折衷的欲望，而教唆者则支持极端的欲望。当这些可怕的魔术师和僭主拥立者认识到他们这样下去没有控制这个青年的希望时，便想方设法在他的灵魂里扶植起一个能起主宰作用的激情，作为懒散和奢侈欲望的保护着。一个万恶的有刺的雄蜂。
当一个人或因天性或因习惯或因两者，已经变成醉汉、色鬼和疯子时，他就成了一个十足的僭主暴君了。
在美德和幸福方面，不同类型的个人间的对比关系就像不同类型的国家之间的对比关系。
没有一个城邦 比僭主统治的城邦更不幸的，也没有一个城邦比王者统治的城邦更幸福的。
（僭主）他的心灵充满大量的奴役和不自由，他的 最优秀最理性的部分 受着奴役；而一个小部分，即那个最恶的和最狂暴的部分则扮演着暴君的角色。
受奴役的和被僭主统治的城邦最不能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因此，实行僭主制的心灵——指作为整体的心灵——也最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它永远处在疯狂的欲望驱使之下，因此充满了混乱和悔恨。因此，在僭主暴君式统治下的心灵也必定永远是贫穷的和苦于不能满足的。
这样一个国家和这样一个人必定充满了恐惧，
僭主型的人物，即由于混乱在他内心里占了优势而造成了恶果你因而判断他是最不幸的那种人物，当他不再作为一个普通的私人公民，命运使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僭主暴君，他不能控制自己却要控制别人，这时他的境况一定还要更糟。这正如强迫一个病人或瘫痪的人去打仗或参加体育比赛而不在家里治疗静养一样。
真正的僭主实在是一种依赖巴结恶棍的最卑劣的奴隶。他的欲望永远无法满足。如果你善于从整体上 观察他的心灵，透过欲望的众多你就可以看到他的真正贫穷。他的生活是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如果国家状况可以反映其统治者的境况的话，那么他像他的国家一样充满了动荡不安和苦痛。
他的权力将使他更加妒忌、更不忠实可信、更不正义，更不讲朋友交情，更不敬神明。他的住所藏污纳垢。你可以看到，结果它不仅使自己成为极端悲惨的人，也使周围的人成了最为悲惨的人。
正如城邦分成三个等级一样，每个人的心灵也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我看到也有三种快乐，各个对应。还同样地由三种对应的欲望和统治。（爱智、爱胜、爱利）
在有些人的心灵里是这个部分（爱智）统治着，在另一些人的心灵里却是那两部分之一在统治着，依情况不同而不同。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说人的基本类型有三：哲学家或爱智者、爱胜者和爱利者。对应着三种人也有三种快乐。如果你想一个个地问这三种人，这三种生活哪一种 最快乐，他们都一定会说自己的那种生活最快乐。财主们会断言，和利益比起来，受到尊敬的快乐和学习的快乐是无价值的，除非它们也能变出金钱来。爱敬者会把金钱带来的快乐视为卑鄙，把学问带来的快乐视为无聊的瞎扯，除非它也能带来敬意。哲学家把别的快乐和他知道真理永远献身研究真理的快乐相比较时会认为别的快乐远非真正的快乐。他会把它们叫做“必然性”快乐。因为，若非受到必然性束缚他是不会要它们的。
三种快乐之中，灵魂中那个我们用以学习的部分的快乐是最真实的快乐，而这个部分在灵魂中占统治地位的那种人的生活也是最快乐的生活。
总的说，保证身体需要的那一类事物是不如保证心灵需要的那一类事物真实和实在的。
如果我们得到了适合于自然的东西的充实，我们就感到快乐的话，那么，受到充实的东西和用以充实的东西愈是实在，我们所感到的快乐也就愈是真实；反之，如果比较地缺少实在，我们也就比较地不能得到真实可靠的充实满足，也就比较地不能感受到可靠的真实的快乐。
如果爱利和爱胜的院遵循知识和推理的引导，只选择和追求智慧所指向的快乐，那么他们所得到的快乐就会使它们所能得到的快乐中最真的快乐；并且，由于受到真所引导，因而也是它们自己固有的快乐，如果任何事物的最善都可以被说成是自己的话。
因此，如果作为整体的心灵遵循其爱智部分的引导，内部没有纷争，那么，每个部分就会是正义的，在其他各方面起自己作用的同时，享受着它自己特有的快乐，享受着最善的和各自范围内最真的快乐。
离法律和秩序最远的是爱的欲望和僭主暴君的欲望。王者的有秩序的欲望最近。因此僭主暴君过的是最不快乐的生活，王者过的是最快乐的生活。
放纵经常受到谴责，你不认为也是由于它给了我们内部的多形怪兽以太多的自由吗？固执和暴躁受到谴责，不是因为它使我们内部的狮性或龙性的力量增加和强壮到了太高的程度吗？同样，奢侈和柔弱受到谴责，不是因为它们使狮性减少削弱直至它变成懒散和懦弱吗？
当一个人使自己的狮性，即激情，受制于暴民般的怪兽野性，并为了钱财和无法控制的兽欲之故，迫使狮子从小就学着忍受各种侮辱，结果长大成了一只猴子而不是一直狮子。这时人们不是要谴责这个人谄媚卑鄙吗？
制定法律作为城邦所有公民的盟友，其意图就在这里。我们管教儿童，直到我们已经在他们身上确立了所谓的宪法管理时，才放他们自由。直到我们已经靠我们自己心灵里的最善部分帮助，在他们心灵里培养出了最善部分来，并使之成为儿童心灵的护卫者和统治者时，我们才让它自由。——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也就在这里。
一个人做了坏事没被发现因而逃避了惩罚对他能有什么益处呢？他要比了惩罚不是只有变得更坏吗？如果他被捉住受了惩罚，他的兽性部分不久平服了驯化了吗？他的人性部分不就被释放了自由了吗？他的整个心灵不久确立其最善部分的天性时，获得了节制和正义（与智慧一起），从而达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状态吗？虽然人的身体在得到了力和美（和健康结合在一起的）时，也能达到一种可贵的状态，但心灵的这种状态是比身体的这种状态更为可贵的多的，就像心灵比身体可贵的多一样。
因此有理智的人会毕生为此目标而尽一切努力；他首先会重视那些能在他心中培养起这种品质的学问而轻视别的。其次，在身体的习惯和锻炼方面他不仅不会听任自己贪图无理性的野蛮的快乐，把生活的志趣放在这个方面，甚至也不会把身体的健康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把寻求强壮、健康或美的方法放在首要的地位，除非因为这些事情有益于自制精神。它会被发现是在时刻为自己心灵的和谐而协调自己的身体。
他会倾向于注视自己心灵里的宪法，守卫着它，不让这里因财富的过多和不足而引起任何的纷乱。它会因此根据这一原则尽可能地补充一点或散去一点自己的财富，以保持正常。
在荣誉上，他遵循如下的同一原则：荣誉凡能使他任何更善的，他就高高兴兴地接受。荣誉弱势有可能破坏他已确立起来的习惯的，无论公私方面，他都避开它。
【第十卷】
在凡是我们能用同一名称称呼多数事物的场合，我认为我们总是假定它们只有一个形式或理念。
如果他不能制造事物的本质，那么他就不能制造实在，而只能制造一种像实在（并不真是实在）的东西。
神或是自己不愿有某种力量迫使他不能制造超过一个的自然床，因而就只造了一个本质的床，真正的床。神从未造过两个或两个以上这样的床，它以后永远不会再有新的了。因为，假定神只制造两张床，就会又有第三张出现，那两个都以它的形式为自己的形式，结果就会者第三个是真正的本质的床，那两个不是了。因此，我认为神由于知道这一点，并且希望自己成为真实的床的真正制造者而不只是一个制造某一特定床的木匠，所以他就只造了唯一的一张自然的床。
你把和自然隔着两层的作品的制作者称作模仿者。
悲剧诗人既然是模仿者，他就像所有其他的模仿者一样，自然地和王者或真实隔着两层。
同一张床，你从不同的角度看它，它只是样子显得不同，事实上完全没有什么不同。
模仿术和真实距离是很远的。而这似乎也正是它之所以在只把握了事物的一小部分（而且还是表象的一小部分）时就能制造任何事物的原因。
当有人告诉我们说，他遇到过一个人，精通一切技艺，懂得一切只有本行专家才专门懂得的其他事物，没有什么事物他不是懂得比任何别人都清楚的。听到这些话我们必须告诉他说：“你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看来遇到了魔术师或巧于模仿的人，被他骗过了。你之所以以为他是万能的，乃是因为你不能区别知识、无知和模仿。”
我认为，如果他对自己模仿的事物有真知的话，他是一定宁可献身于真的东西而不愿献身于模仿的。他会热心于制造许多出色的真的制品，留下来作为自己身后的纪念。他会宁愿成为一个受称羡的对象，而不会热心于做一个称羡别人的人的。
从荷马以来所有的诗人都只是美德或自己制造的其他东西的影像的模仿者，他们完全不知道真实，这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画家本人虽然对鞋匠的手艺一无所知，但是能画出像是鞋匠的人来，只要他们自己以及那些又直到凭形状和颜色判断事物的观众觉得像鞋匠就行了。
同样地，我认为我们要说，诗人虽然除了模仿技巧而外一无所知，但它能以语词为手段出色地描绘各种技术，当他用韵律、音步和曲调无论谈论制鞋、指挥战争还是别的什么时，听众由于和他一样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只知道通过词语认识事物，因而总是认为他描绘的再好没有了。所以这些音乐性的成分所造成的诗的魅力是巨大的；如果去掉了诗的音乐彩色，把它变成了平淡无奇的散文，我想你是知道的，诗人的语言将变成什么样子。
不论谈到什么事物都有三种技术：使用者的技术、制造者的技术和模仿者的技术。于是一切器具、生物和行为的至善、美与正确不都只与使用——作为人与自然创造一切的目的——有关吗？
因此，完全必然的是：任何事物的使用者乃是对它最有经验的，使用者把使用中看到的该事物的性能好坏通报给制造者。例如吹走长笛的人报告制造长笛的人，各种 长笛在演奏中展现出来的性能如何，并吩咐制造怎样的一种，制造者则按照他的吩咐去制造。于是，一种人直到并报告关于笛子的优劣，另一种人信任他，按照他的要求去制造。因此，制造者对这种乐器的优劣能有正确的信念（这是在和对乐器有真知的人的交流中，在不得不听从他的意见时的信念），而使用者对它则能有知识。模仿着关于自己描画的事物之是否美与正确，能有从经验与使用中得来的真知吗？或者他能有在与有真知的人不可少的交往中因听从了后者关于正确制造的要求之后得到的正确意见吗？
那么，模仿者关于自己模仿得优还是劣，就既无知识也无正确意见了。
他尽管不知道自己创作的东西是优是劣，他还是照样继续模仿下去。看来，他所模仿的东西对于一无所知的群众还是显得美的。
模仿者对于自己模仿的东西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知识。模仿只是一种游戏，是不能当真的。想当悲剧作家的诗人，不论是用抑扬格还是用史诗格写作的，尤其都只能是模仿者。
同一事物在水里看和不在水里看曲直是不同的。由于同样的视觉错误同一事物外表面的凹凸看起来也是不同的。并且显然，我们的心灵里有种种诸如此类的混乱。绘画之所以能发挥其魅力正是利用了我们天性中的这一弱点，魔术师和许多别的诸如此类的艺人也是利用了我们的这一弱点。
信赖度量与计算的那个部分应是心灵的最善部分。因此与之相反的那个部分应属于我们心灵的低贱部分。
因此这就是我们当初说下面这些话时想去的一致的结论。我们当初曾说，绘画以及一般的模仿艺术，在进行自己的工作时是在创造远离真实的作品，是在和我们心灵里的那个原理理性的部分交往，不以健康与真理为目的地在向它学习。
促使他克制（悲痛）的是理性与法律，怂恿他对悲伤让步的是纯感情本身。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关于同一事物有两种相反的势力表现出来，我们认为这表明，他身上必定存在着两种成分。其中之一准备在法律指导它的时候听从法律的指引。
法律会以某种方式告知：遇到不幸时尽可能保持冷静 而不急躁诉苦，是最善的。因为，这类事情的好坏是不得而知的；不做克制也于事无补；人世生活中的事本也没有什么值得太重视的；何况悲痛也只能妨碍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尽可能快地区的我们所需要的帮助——周密地思考所发生的事情、就像（在掷骰子时）骰子落下后决定对掷出的点数怎么办那样，根据理性的指示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应该是最善之道。我们一定不能像小孩子受了伤那样，在啼哭中浪费时间，而不去训练自己心灵养成习惯；尽快地设法治伤救死，以求消除痛苦。
我们的最善部分是愿意遵从理性指导的。一味引导我们回忆受苦和只知悲叹而不能充分地得到帮助的那个部分，是我们的无理性的无益的部分，是怯懦的部分。
我们的那个不冷静的部分给模仿提供了大量各式各样的材料。而那个理智的平静的精神状态，因为它几乎是永远不变的，所以是不容易模仿的，模仿起来也是不容易看懂的，尤其是涌到剧场里来的那一大群杂七杂八的人所荣医疗界的。因为被模仿的是一种他们所不熟悉的感情。（理性千篇一律，感性才多姿多彩）
很显然，从事模仿的诗人本质上不是模仿心灵的这个善的部分的，他的技巧也不是为了让这部分高兴的，如果他要赢得广大观众好评的话。他本质上是和暴躁的多变的性格联系的，因为这容易模仿。
到此，我们已经可以把诗人捉住，把他和画家放在并排了。这是很公正的。因为像画家一样，他的创作是和心灵的低贱部分打交道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拒绝让诗人进入治理良好的的城邦。因为它的作用在于激励、培育和加强心灵的低贱部分毁坏理性部分，就像在一个城邦里把政治权力交给坏人，让他们去危害好人一样。我们同样要说，模仿的诗人还在每个人的心灵里建立起一个恶的政治制度，通过制造一个远离真实的影像，通过讨好那个不能辨别大和小，把 同一事物一会儿说大一会儿又说小的无理性部分。
舞台演出时诗人是在满足和迎合我们心灵的那个（在我们自己遭到不幸时被强行压抑的，）本性渴望痛哭流涕以求发泄的部分。而我们天性最优秀的那个部分，因未能受到理性甚或习惯应有的教育，放松了对哭诉的监督。理由是：它是在看别人的苦难，而赞美和怜悯别人——一个宣扬自己的美德而又表演出极端苦痛的人——是没什么可耻的。此外，它认为自己得到的这个快乐全然是好事，它是一定不会同意因反对全部的诗歌而让这种快乐一起失去的。因为没有多少人能想到，替别人设身处地的感受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我们为自己的感受，在那种场合养肥了的怜悯之情，到了我们自己受苦时就不容易被制服了。
爱情和愤怒，以及心灵的其他各种欲望和苦乐——我们说它们是和我们的一切行动同在的——诗歌在模仿这些情感时对我们所起的作用也是这样的。在我们应当让这些感情干枯而死时诗歌却给它们浇水施肥。在我们应当统治 它们，以便我们可以生活的更美好更幸福而不是更坏更可悲时，诗歌却让它们确立起了对我们的统治。
一切能毁灭能破坏的是恶，一切能保存有助益的是善。
那么，是每一事物特有的恶或病毁灭该事物。如果 它是不能毁灭该事物，也就不再有别的什么能毁坏它了。因为善是显然永不毁灭什么事物的，而既不善也不恶的“中”也是不会毁灭任何事物的。
如果特有的病和特有的恶不能杀死和毁灭灵魂，那么本来就是用以毁灭别的东西的恶就更不能毁灭灵魂或任何其他事物了，除了毁灭它专毁灭的那个东西而外。既然任何恶——无论特有的还是外来的——都不能毁灭它，可见，它必定是永恒存在。既然是永恒存在的，就必定是不朽的。
一个事物如果是由多种部分合成而又不是最好地组织在一起的，像我们如今看到灵魂的情况那样的话，它要不朽是不容易的。（大概是因为并非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内部还处于矛盾运动变化当中所以难以达到不朽？）
（我们必须把目光转向）灵魂的爱智部分。请设想一下，它凭着和神圣、不朽、永恒事物之间的近亲关系，能使自己和它们之间的交往、对它们的理解经历多久的时间。请再设想一下，如果它能完全听从这力量的推动，并从目前沉没的海洋中升起，如果它能出去身上的石块和贝壳——因为它是靠这些被人们认为能带来快乐的尘世俗物过日子的，因此身上裹满了大量野蛮的尘俗之物——它能变成个什么样子。这时人们大概就能看的见灵魂的真相了，无论它的形式是复杂的还是单一的还是别的什么可能样的。不过，到此关于灵魂在人世生活中的感受和形式，我看我们已经描述得足够清楚了。
（难道不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做到正义真的有福报太难所以才需要确立灵魂不朽的假设来鼓励人们做好事吗？这么看不是和康德一样吗？）
不管怎么说，愿大家相信我如下的忠言：灵魂是不死的，它能忍受一切恶和善。让我们永远坚持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我们自己的和神的爱，无论是今世活在这里还是我们死后（像竞赛胜利者领取奖品那样）得到报酬的时候。我们也才可以诸事顺遂，无论今世在这里还是将来在我们刚才所描述的那一千年的旅程中。